文汇时评丨电影关税让“美国式自由”露出真面目

5月5日，美国政府宣布对所有进入美国、在国外制作的电影征收100%关税，理由是“国家安全威胁”和“保护美国电影工业”。

这一政策不仅再次震惊国际社会，也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烈反弹。特朗普持续推进“美国优先”的战略，这次烧到了好莱坞和电影产业。

从美国国内反应看，电影关税问题激起了远超经济影响的震荡和几乎一边倒的质疑与否定——不是因为电影产业在经济上有多么特殊的地位，而是因为好莱坞电影作为美国国家精神与价值体系的象征，其被纳入关税体系的那一刻，就意味着美国自己掀开了新自由主义文化“神话”的虚伪面具。

好莱坞编剧兼导演斯蒂文·德奈特（Steven DeKnight）在社交媒体上质疑：“你到底怎么能对一部电影征税？票价翻倍吗？与其采取这种愚蠢做法，不如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提供拍摄激励。”他怒斥此举“愚蠢至极”，认为该政策不仅缺乏逻辑，更将直接损害本土观众利益与产业生态。

而对于许多关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人来说，这一看似从属于对等贸易原则的政策，其实触发了一个全球信号——即美国历来标榜的开放、多元、自由等核心意识形态价值正在发生根本性动摇。

《名利场》杂志就指出，该政策不仅在实施上存在法律和操作上的困难，还可能损害美国在全球的文化影响力。

一直以来，“好莱坞”被视为美国新自由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象征，从1990年代开始，它就是全球化的推动者，是想象力、娱乐性、叙事技术和意识形态输出的集合体。

因此也可以发现，美国本土文化精英对电影加征关税的反对意见并未止步于政策本身的批评，而是逐渐演变为对整个国家文化定位的质疑：一个曾以自由表达为根基、以文化输出为荣耀的国家，如今竟然以贸易壁垒的形式让自身最具象征意义的软实力筑墙自闭，这种背离不仅撕裂了新自由主义话语的连贯性，也让“好莱坞神话”本身陷入结构性危机。

这一断裂并非偶然，而是与近年美国文化政策的整体收缩趋势密切相关。

从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口号以来，贸易逻辑就逐步渗透进文化领域，从TikTok的限制到对高校教育经费的干预，从对非美文化平台的监管，到今天电影被征收关税，这一系列行为本质上都是一种退守——当自由贸易不能再保证美国主导地位时，美国政府开始选择回收过去曾经输出的开放价值，而文化成为最直接、也最敏感的回收场域。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关税不仅是“对外”的信号，更是“对内”的警报。

在美国本土，好莱坞长期作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输出阵地，其从业者被视为美国意识形态的象征性代言人。他们通过影片不断强化“美国式自由”、所谓制度优势与社会开放的理念，并用影视语言包装为全球叙事广泛传播。在此过程中，好莱坞不仅塑造了美国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的形象，也反复确认了本国精英阶层对于全球秩序的文化信仰。

如今，这个群体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美国梦”被归入与钢铁、大豆、汽车零部件相提并论的贸易品类，所感受到的更是一种身份崩塌的震动。

电影问题也是贸易问题吗？

我们也许可以回顾一段历史来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际，美国政府强力主张“电影是商品”，理应纳入自由贸易体系。当时却鲜有好莱坞电影人对此提出异议，甚至积极配合，以期进驻中国市场。正因如此，当今天的美国政府对国外制作电影加征关税时，其自相矛盾的行为逻辑正构成了对他们曾积极鼓吹的文化贸易规则的极大讽刺。

在好莱坞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中，电影的确一直是典型的可流通商品。更重要的是，好莱坞电影长期以来输出的叙事内核，正是为其意识形态传播提供文案包装的关键机制。

从“英雄个人主义”到“制度优越论”，从“正义对抗暴政”到“文明对抗野蛮”，好莱坞电影以类型叙事不断重复这些母题，将美国式的“自由、法治与文化包容”加工为全球通用的价值符号。这些影像结构并非单纯的娱乐，而是在全球市场中，为其价值体系提供道义与合法性的叙事支撑。

但近年来，正是这一话语体系内部的失能与失衡，开始动摇其功能基础。政治正确至上、身份政治矛盾等意识形态的内部紧张不断累积，让传统的好莱坞故事和表现显得僵化乃至令人厌倦，原本用以团结全球市场的叙事逐渐失去感召力。

与此同时，流媒体平台崛起与疫情后产业结构的重组，也进一步削弱了其全球文化中心的地位。这种叙事与结构的双重断裂，动摇了美式价值观赖以维系的话语基础。

因此可以说，今天好莱坞所遭遇的，并非某种产业政策的反弹事件，也绝不仅仅是美国建制派文化精英与特朗普之间的观念冲突，而是一种曾被精美包装过的价值体系及其话语符文的崩溃信号。